蒋介石的财富积累源于他凭借兵权起家的背景，他一直深信，任何可以通过金钱解决的问题，都不算是真正的问题。因此，当他得知余汉谋主动倒戈的消息后，立刻慷慨解囊，拿出了200万大洋，送给了余汉谋。蒋介石在心里清楚，这笔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只有那些对他有用的人，才能得到他的金钱支持。而对于那些没有任何价值的人，蒋介石从来不会浪费半分资源。以河南大饥荒为例，蒋介石对300万灾民饿死的惨状视若无睹。
1942年春，河南全省几乎没有降水，导致去年种下的冬小麦到了5月和6月时出现了大面积歉收。与此同时，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农民的存粮，家家户户几乎没有剩余的粮食。尽管如此，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始终没有关注河南人民的困境，他不仅没有停征粮，还依旧压榨着民众的最后一滴血。在河南省驻扎的31集团军，由汤恩伯指挥的数十万兵力，尽管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，但却擅长征粮和强行征兵，成为地方百姓的灾难。
夏秋之际，河南再次爆发蝗灾，成群的蝗虫如同海浪一般席卷了大地。粮食的生产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。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，河南的军政官员不得不将灾情报告送到重庆。然而，蒋介石看过报告后，要么置之不理，要么根本不相信灾情的严重性。他眼里只有两件事：一是征兵，二是征粮。10月30日，河南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纷纷跪地陈情，联名请求中央政府提供赈灾帮助，然而蒋介石依然没有给予及时回应。直到无可推脱，国民政府才划拨了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，但其中的3亿元却被挪用，部分款项甚至流入了贪官之手。蒋介石对灾民的冷漠，最终导致了河南省3000万民众的饥荒，其中约300万民众饿死。直到次年6月，新麦丰收，河南的饥荒才宣告结束。
展开剩余70%虽然蒋介石对灾民毫不关心，但对于那些投向他怀抱的人，他总是毫不吝啬。1930年，在中原大战爆发时，为了拉拢张学良，蒋介石提前拿出了200万元作为张学良出兵的军费，事后还追加了500万元和1000万元的公债。最终，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入关，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，担任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。然而，尽管蒋介石度过了中原大战的难关，却始终未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，尤其是地方上的军阀，仍然对他心存不满。
1936年5月12日，胡汉民去世，蒋介石认为，依靠胡汉民在两广地区的威望已不再，时机已成熟，他决定对两广采取行动。于是，蒋介石派人暗示陈济棠，中央将对广西用兵，但广东将维持现状。陈济棠深知，两广地域相连，若广西倒下，广东也必难幸免。因此，他决定联合广西，共同反抗蒋介石。
5月19日，蒋介石借吊唁胡汉民之机，派王宠惠前往广东，要求陈济棠将广东的军政权力交还给中央。陈济棠了解其用意，便秘密与桂系的白崇禧商议，决定联合李宗仁等人反蒋，打出“抗日救国”的旗帜以争取民众支持。在这一背景下，陈济棠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，邀请白崇禧参加，并与余汉谋、张达等粤军高级将领密商如何行动。尽管陈济棠极力鼓动，但大部分人并不认同他的意见，认为他此时并没有将民族大义放在心上，而是依然在争权夺利。特别是余汉谋，对陈济棠的做法表示强烈反感，坚定地支持蒋介石。
余汉谋，1896年出生在广东高要的一个破产盐商家庭，年少时便考入黄埔军校。1916年，他加入中华革命党，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，后来成为了粤军中的重要人物。他曾随陈济棠打过许多仗，甚至在蒋介石命令下协助“剿共”，并在红军长征期间表现出较强的军事判断力。但就在陈济棠和李宗仁计划联合抗日时，余汉谋悄悄地倒向了蒋介石一方。
6月4日，陈济棠和李宗仁宣布抗日救国，改编粤军为抗日救国军，陈济棠为总司令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。余汉谋依旧在陈济棠的部队中担任第一军军长，但很快，他便选择背叛，开始向蒋介石靠拢。蒋介石得知余汉谋的举动后，立刻表示极大的赞赏，送上200万大洋作为奖励，并承诺提供五个师支持他反对陈济棠。此后，余汉谋带领部队向南雄和韶关推进，最终迫使陈济棠宣布下野。
不久之后，余汉谋便飞往南京，见到蒋介石，表示愿意接受命令来收拾广东局势。蒋介石很快任命他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，晋升为陆军上将，成为广东最高军事长官。然而，广东的防线并不坚固，1938年10月12日，日军迅速占领了大亚湾，并在几天内攻占广州。余汉谋的失败让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感到愤怒，他曾发电报给蒋介石，表示：“广州不战而陷，国外感想甚恶。”
1945年8月，随着日本的投降，余汉谋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受降官，返回广州。1949年10月，广州解放后，余汉谋逃往海南，后又被解放军占领，逃到台湾，在蒋介石的“总统府”担任战略顾问等职。1981年12月17日，余汉谋因癌症去世，享年85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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